——“不光彩的世界之最”
 

    当下中国，教育问题积弊如山：教育思想严重落后，教育体制陈旧不堪，教育方式与方法僵化、守旧，但其中最本质的问题，则是教育制度上的严重不平等。一位西方记者曾指出：当今中国有一个不光彩的世界之最——教育制度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这种教育不平等表现在方方面面：有权者教育与无权者教育的权利不平等；富人教育与穷人教育的权利不平等；城市教育与农村教育的不公平；重点学校教育与一般学校教育的不公平；优等生教育与后进生教育的不公平；升学教育与就业教育的不公平；关注知识教育与关注能力教育的不公平等等。在诸如此类的这些不平等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由于当今中国教育资源供给短缺和城乡居民的生活条件的差异，导致城乡居民教育机会严重不平等；由于国家教育实行的重点学校制度，造成了基础教育领域的资源分配严重失衡；由于国家政策性歧视所造成的教育机会不平等，产生了权贵、富人与平民的教育现实不公平。

   眼下网上流行的《当今震惊世界的25个"第一"》揭示榜中，揭示中国的每一条世界“第一”，都让所有中国人羞愧的无地自容，而教育问题竟占了其中5个“第一”。这5个“第一”是：

1、中国教育投资不及非洲的乌干达，失、辍学儿童人数世界第一；

2、中国贫困家庭子弟考上大学，因为贫穷而导致父母自杀、家破人亡的案件数，世界第一 ；

3、中国在其农村尚存在无数失学儿童和破旧危房校舍的情况下，其中央电视台修一座新楼预算就达70亿，世界之最；

4、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还在针对初、中等教育征收高昂学费的大国（其他大国都免费向其国民提供）；

5、中国大学四年学费相当于一个农民家庭不吃不喝41年的劳动所得，是世界学费第二高的日本的3倍，全球第一。

   以上5个世界“第一”，集中透视出中共治下的教育制度的严重不平等现实。而中国政府的人权意识缺位与制度性腐败，则在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教育不公平。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政府的教育投资严重不足和“一切向钱看”的教育商业化趋势，教育不公平的事实遍及中国。导致这种教育不公平的制度性原因在于：政府所推行的不公平教育政策。教育的政策性不公平首先表现在：资源配置失衡和教育政策中的“城市导向”。由此必然导致中国国民在教育机会上的不平等。此据相关资料显示，近几年来，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一直徘徊在2.79%?3.32%，远低于同期世界4.4%的平均水平。如果说，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总量及其GDP比例体现了政府对教育事业的整体重视程度，那么，教育经费的投入结构则显示了政府对不同受教育主体的公平程度。中国教育资源本来就投入太少，却又严重的分配不公，资源大大流于城市，而且是大城市，重点名校。广大农村地区得到的资源很少，这种状况对农村地区的学生构成了明显的制度性歧视。

   早在2005年两会期间，高校招生地区间指标分配不公的问题，首次被政协委员、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麻醉科医生、博导李志文提出，随即引起社会的广泛、强烈的反响。此据《小康》杂志在一次调查中发现，不仅地方高校在招生时指标向当地倾斜现象严重，同时国家重点高校在实际招生过程中也存在着明显的“本土化”倾向。例如，复旦大学约2/5的生源来自上海；中国科技大学约1/6的生源来自安徽；武汉大学约一半生源来自湖北；浙江大学约70%的生源来自浙江，北京大学北京生源的学生明显高于其他地方。

   中国政府对广大农村地区的教育投资本来很少，却又在具体招生政策进一步歧视农村学生。也就是说，农村学生的考分必须比大城市的考生高很多，才能有资格进入同类的高校。对此，中国前战略与管理杂志的执行主编黄钟先生愤慨地指出：这种公然的不公正和不公平做法是中国过去50年计划经济的产物，它给中国有权有势的人带来了好处。高考分数线区域差异悬殊，有些教育资源丰富的地区、人均受教育程度本来就高的地区占有了更多的教育资源。最主要的不公在于权力参与其中，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剥夺了多数人公平竞赛的机会。

   记得作者所在的中国山东青岛市，曾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三名高中毕业生对中国教育部的歧视性教育政策提出的行政诉讼案件。当年青岛文科专科最低录取线是509分，一般本科是539分，重点本科是575分，而北京的重点本科最低录取线是456分。两地分数线相差如此悬殊，因而导致了青岛考生挺身维权，提出诉讼。然而，该影响极大的诉讼案件最终却被当局压制，不仅中共和政府控制的大众传媒不再报导，中国的法院也拒绝受理此诉。这反映出中国的教育不公，在本质上就是由司法不公所维护的执政不公。否则为什么执政者会如此害怕舆论？法院又为何不敢公正审理？因此人们有理由追问：如此维护中共高干集结所在地的北京教育优惠与特权的法律依据何在？黄钟先生认为：“主要的高校都分布在北京、天津、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长期以来，中国的权贵也生活在大城市，所以高等学校资源分配的不均等，也给这些人带来了更多的好处。”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曾有这样一段论述：教育是附属于社会的一个体系，它必然反映着那个社会的主要特征。在一种制度性不公平的社会里，不合理的歧视性教育，突出表现的正是这种特征。我们无法想象，在一种由特权和歧视所构成的社会，可能产生民主人权的教育体系吗？说到底，教育歧视，就是人权歧视。

   此据 2006年6月，《小康》杂志会同有关专家及机构，对我国2005年6月到2006年6月间“教育小康”进行了调查显示，民众“对中国教育现状的满意度” 得分只有56.8分，比上一年度又下降了1.6分；“对教育公平程度的感受”得分最低，为51.3分，比上一年下降1.5分，而且教育不平等的感受普遍体现在城乡、地区、城市的不同收入阶层、不同职业群体之间，其中城乡和地区间的差异最为显著。有七成以上的受访者对投入总量“非常不满意”。教育经费投入结构有两大关键词：经费投资主体、经费投入方向。从事实上看，目前政府对有限的经费在这两方面同时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衡和严重的政策性不平等状况，同时，在教育成本的分摊机制上，也存在着失衡与不公。现在中国4000亿的教育经费中，国家投入只有20%，而学生承担则高达55%。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收费增长幅度却大大高于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这让民众“非常不满意”。

   如今，有超过八成的中国父母认为子女教育费用方面的支出过高，压力太大。特别是高校收费标准太高，比外国高出近10倍，这给经济条件差的家庭造成很大的压力。因而不少贫困家庭的大学录取生，不得不忍痛割爱，放弃好的学校而去读收费低廉的学校。有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每位大学生年均培养费用超过10000元，是县城居民5?8.6年的收入、农村居民14?18年的收入。如今 7个农村劳动力，供养不起一个大学生。近10年间，我国大学学费猛涨了约25倍，而同期国民人均收入增长还不到4倍。按照国际上通行的高校学费标准，学费占人均GDP的比重一般在20%左右。中国目前人均GDP约7517元人民币，按平均6000元的学费(含住宿费)计算，这一比例就已占人均GDP的 79.82%，远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更严重的是，有些教育收费项目是毫无节制的乱收费。仅就国家发改委2006年曝光的八所教育乱收费学校看，最高金额竟达2270万元，但这也不过只是冰山一角，而那些巧立名目，规避监督的乱收费学校，更是多如牛毛，枚不胜举。

   自1717年世界第一部义务教育法在普鲁士诞生之日起，“教育机会均等”就是实施义务教育最响亮的口号。实施义务教育，本应是现代文明社会公正、民主、平等的重要标志。《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如此。”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国家设立助学金，帮助贫困学生就学”、“实施义务教育所需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投资，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筹措，予以保证”。然而，《义务教育法》已经颁布近20年了，政府依然没有依法办事，履行承诺，做到义务教育免收学费，确保实施义务教育所需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投资。如今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1万亿美元以上，外汇储备也达6000多亿美元，政府雄心勃勃地要“大国崛起”。但一谈到义务教育，政府就哭穷，声称拿不出太多的钱。然而，中国公款吃喝一年要白白花掉2000亿元以上，公车消费一年1000亿元，公费旅游300亿美元，公务招待费用样样可创世界之最。君不见今天的日本，130多年前就已经实现了几乎百分之百的义务教育。二战之后，日本曾是一片废墟，天皇每天只吃两顿饭，却要求日本政府保证让每个学校的每一个孩子顿顿吃饱。如今把“三个代表”，“新三民主义”“以人为本”，“建构和谐社会”天天挂在嘴皮子上的中国执政者们，难道就不脸红吗？

   中国古代孔子就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平等理念。现代社会，民主与平等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标志，而教育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性途径。当教育的目的违逆社会的民主与平等的价值取向，阻碍了时代的文明与进步时，这种教育制度就必须革除。社会学家杜威早就提出：在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存在巨大不平等的情况下，教育给人提供公平竞争、向上流动的机会，帮助弱势群体摆脱其出身群体的局限，能够显著地改善人的生存状态，减少社会的不公平。现代社会的教育，一方面在社会流动、社会分化中具有“筛选器”的功能；同时，又具有稳定器、平衡器和社会公平的推动器功能，因此而被视为实现社会平等的“最伟大的工具”，也就是现代社会“平等化”的手段。今日社会，教育程度在很大的意义上决定了一个人可能的职业、收入、权力，决定了一个人将来的社会地位与利益，即教育会对一个人的一生有着终生的、全面的、持续的影响。这就决定了教育平等必然是现代教育的核心，是改善社会不公，实现权利平等的基本始发点。

   反观今日，教育本身却在成为不断扩大社会不公平的加速器，成为进一步加剧社会两极分化的挖掘机。当下，中国的红色权贵和富豪们，就是社会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无论房改、医改、教育改革都是如此。这在某种意义上看，可以说是越改越不平等。哈佛教授戴维·S·兰德斯在其著作《国富国穷》里说：“社会问题看似复杂，也有简化之道，只要问一句‘谁是受益者’就行。”这个问题很能说明制度的本质。如今“上不起学”，已经成为压在中国平民百姓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之一，为此才会有那么多的怨声载道，那么多的辛酸、无奈甚至是愤怒。罗尔斯对教育公平的理解有三种：一是机会公平；二是过程公平；三是结果公平。而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今日中国的教育，机会不公平，过程不公平，结果更不公平。教育从本质上说就是培养人，促进人的自由发展，所有的人都应当享受无歧视的公平教育，这也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也曾明确指出：教育平等问题，是人权问题。一种“不光彩的世界之最”的教育不平等制度，在本质上就是没有人权的教育制度。